很久没有回过乡村。再回去，才更深切地体会到什么叫几十年如一日。
　　
　　冬天刚刚降临。麦苗正一丛丛油油生长，显示乡野亘古不变的生机和农人含辛茹苦的生计。一条两三米宽窄的土路在麦田间蜿蜒，还是那样坑洼曲折，几百年里让车辙脚印于日晒雨淋中糅合无数回，变化无数回，依旧破败斑驳。儿时伙伴尝在这条土路上奔跑游戏，上学放学只是短短的一忽儿。如今，西装革履走在上面，腿脚格外不适应。路就显得漫长了，好像还多了几个转弯。天灰蒙蒙的，雀鸟在稀疏的林地和天空间飞去飞来，远处的村庄在灰黑的枝条间掩映。
　　
　　在这一年最清闲的时节，农人们开始在乡村间赶集，走亲访友。在外面上班的也要赶回来，迎候亲朋好友的到来。主人照例要备妥酒菜，客人照例要携带礼物。附近村子的骑自行车、摩托车或电动车来，路远或人多的开了三马车，突突突停在门口。有大城市来的开了小汽车，一定会吸引众多目光。他们卸下一大堆礼物：烧鸡、白酒、牛奶、方便面……烧鸡要两只，成双，吉祥；白酒、牛奶、方便面因为是箱装，不拘单双数的。这个时候，你才能约略品到一丝乡村的变迁。以前，有自行车的人家都少，多数人步行，从田垄间风风火火赶来。看重礼节的要两人扛了食盒。那种食盒现在已经很少见了，纯木制成，小饭桌大小，正方形，上下合盖，厚重排场。里面整齐排放六碗六碟，计有一方扣肉、一只熟鸡、油炸丸子、烧豆腐、青菜、馍、水果若干。一般人家都要挎个竹篮，里面是烧鸡、苹果、饼干等礼物，多的要显出再也装不下的意思来。外面要严严实实罩上一块色彩鲜艳的毛巾，图的是喜气丰足。主人口中一边客气着，手里一边接过礼物，照例只取出一半儿，将自家礼物置换进去，客人走时递上。客人略一推辞，依旧满载而归。乡下赶集，重的是情谊。
　　
　　这些劳作了一年的农人，在酒桌上打开话匣子，把一年攒下的高兴事儿、烦心事儿倒倒，把心情放松，笑纹就展开了。于是举杯相庆，开怀畅饮……日头西斜的时候，乡村的路上，多的是红光满面的男人。
　　
　　乡村的集却是没啥变化。村子的北端是牲口市，南端是木实市，东面是饭市，西面是戏台。中间纵横着一应俱全的日用百货，有衣帽鞋袜，布匹线扣；有农用器具，杂货五金……照例，卖糖葫芦的算卦的各类人等点缀其间。无论在寒风中、日头下，戏台总是最热闹的去处。看戏的多是有了年岁的人，或立或坐，纹丝不动，陶醉在戏里春秋。出门打工的还没有回来，小孩游离在大人间，央求五角一元的钱币，去买心爱的物件……
　　
　　我的遥远的乡村，如今我站在你面前，旧日的点点滴滴潮水般漫上来，渐次复苏我麻木的神经。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这么多年心地空空的缘由。乡村啊，我原来竟然是这样想念你，希图深深的彻底皈依。但你还是这样贫瘠、单调、落后，甚至愚昧，沉浸在几十年如一日祖祖辈辈重复来重复去的生活而怡然自得。你的封闭得近乎凝滞的慢节奏在现代社会飞速旋转的开放的机器面前，是田园还是梦魇。
　　
　　在返回的长途客车上，一群半大的孩子坐在后面。他们背着书包，大概是去乡里、县里上学的。经过几句善意的寒暄，他们放松了警惕，我和两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有如下交谈。
　　
　　“你们是去上学吧。”我问。
　　
　　“不，我们已经上班了。”其中一个胆子大些的女孩说，语气间满是自豪。
　　
　　“你们多大了就上班？”也许是职业特点，我有刨根问底的习惯。
　　
　　“……”
　　
　　“十七八？”我善于用让对方点头摇头的提问方式追问，全不顾对方是否愿意接受。
　　
　　“……”出门在外，她们显然受到亲人的告诫。但是，从她们的眼神中，我知道猜对了。
　　
　　这样的年龄，本应在学校朗朗读书的啊。
　　
　　“你们在哪儿上班？”其实，她们是出门打工。土地不需要这么多人侍弄了，年轻人纷纷出门找活，挣钱贴补家用。盖屋、娶媳妇，从土地里已经种不出钱了。然而，谁都知道，打工和上班是两个多么不同的概念啊。
　　
　　“在县电子厂。”还是刚才那个女孩说。
　　
　　“才去吗？”
　　
　　“上班都快一年了。”粉红的青春的脸上露出一枚浅浅的酒窝。
　　
　　“喔，这是回家过周末吧。”
　　
　　“才不是。”另一个一直望着窗外的女孩说。“我们没有星期天。”
　　
　　“一周上几天班？”我问。
　　
　　“七天。”
　　
　　“不休息吗？”
　　
　　“……”两个女孩同时沉默了。我知道她们这样的打工者是按天计酬的，上几天班，给几天钱。
　　
　　“那你们业余时间都干些啥？”我转变语气，顺便调整了一下坐姿。
　　
　　“睡觉。”
　　
　　我愕然。“你们没有业余文化生活吗？”
　　
　　“每天早上七点半上班，晚上七点半下班，累死了，回去光想睡觉。”
　　
　　另一个女孩说：“回去吃吃饭，洗洗衣服，就瞌睡了。”
　　
　　“你们上十二个小时班啊。”我想起马克思《资本论》中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论述，看到她们背后资本家淫笑的丑恶嘴脸。
　　
　　“嗯。”她们肯定地回答。我的心凄惨地颤抖了一下。
　　
　　“那你们挣多少钱啊？”
　　
　　“六百。”
　　
　　“管吃管住？”
　　
　　“管住，不管吃。”
　　
　　“那你们一个月吃饭就要花三百块钱吧。”
　　
　　“不用。”
　　
　　“你们是自己做饭吃？”
　　
　　“不是，买着吃。”
　　
　　“买着吃一天至少要十块钱吧。”
　　
　　“不用。五六块，六七块就够了。”
　　
　　我知道早饭按五毛钱的饼、一块钱的豆腐脑计算，至少要一块五毛钱。午饭，如果吃拉面，或者炝锅面，至少要四块钱，晚饭按早饭水平，一块五毛钱，一天七块，可以撑下来。可是，长此以往，营养何在啊。
　　
　　“你们寝室里住几个人？”我接着问。
　　
　　“八个。”
　　
　　我想起我上学时的学生宿舍。于是问：“就是一间房子，四个角摆四张双人床吧。”
　　
　　“嗯。”她们为我能猜得这般准确投来赞许的目光。
　　
　　“中间有两张桌子吧。”
　　
　　“没有，放不下桌子。”她们又同时笑了。
　　
　　“那也没有电视了。”
　　
　　“有一间大屋子里有电视。”那间大屋子是会议室。
　　
　　“你们看电视吗？”
　　
　　“很少看。”
　　
　　这些朴实的生长在乡下的孩子，到城市是多么低廉的劳动力啊。
　　
　　乡下人一波又一波涌向城市，密切着城市和乡村的联结。但是，我分明看到，乡村正一步步远离城市，乡下人正在经受痛苦的嬗变。年轻人走向城市，老年人和孩子们固守着家园。留下来的，成为古老的标本。走向城市的，在努力融合进去。很少的幸运儿融进去了，大多数象候鸟一样，在城市和乡村间迁徙。
　　
　　车窗外飞一样向后逝去的乡村，湮没入时间的风尘，仿佛那条已经走了几百年的土路，仿佛渐渐鲁钝的记忆。我不知道该先问谁，那些出门求学的孩子们，被车颠簸得彼此依靠着，有的进入了梦乡，有的拧着小眉头望着窗外。我望着他们，在一片苍茫的天空下，依稀看到一点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