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自古有之，现存最早的《尚书》，上古之书也。更早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早已失传。孔子为《尚书》作序，大约是序文的始祖了。此后序、跋渐成流俗。写书，劳心劳力，书成，请人作序作跋，绍介正文梗概，作者生平、思想、交游，写作背景，情理中事也。
　　
　　近读《世说新语》，“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讥訾，思意不惬。”这位西晋著名文学家很不爽，向前辈张华讨教，张华说：“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经高名之士。”你的文章可以和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相提并论。但你的名望不被世人看重，最好请高名之士帮你说话。”左思求著有《高士传》的皇甫谧，“于是先相非贰者，莫不敛衽赞述焉。”这是我读到的最早的请人作序的例子。北宋秘演和尚，写了大半辈子诗都没有出名，晚年结识欧阳修，作《释秘演诗集序》，诗名遍传天下。上世纪30年代，鲁迅为叶紫小说集《丰收》作序，遂“名气大增。”虽然他只活了27岁。
　　
　　这样看来，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三个判断：其一，原作真好，好比千里马，如左思者，需要的只是一个伯乐。即使没有伯乐，千里马也不会累死在驮盐的太行山路上，更不会老死马棚间。谁能不叹服“左思风力”？尽管左思“貌寝口讷，好深思，性格内向。”（《魏晋文学史》P386）依史实，左思没有请皇甫谧作序。为《世说新语》作注的刘孝标引《（左）思别传》，注曰：“皇甫谧西州高士，挚仲治宿儒知名，非思伦匹；刘渊林、卫伯舆并早终，皆不为思赋序、注也。凡诸注解，皆思自为，欲重其文，故假时人名姓也。”像皇甫谧、挚仲治这样的大人物，左思当时高攀不上，刘渊林、卫伯舆已经死了，为《三都赋》注解吹嘘的，其实是左思自编自导自演。今人徐震堮说：“皇甫士安卒于太康二年，安能为之作序？孝标之言，盖得其实。”（《世说新语校笺》）我想起另一则故事：鲁迅先生《序的解放》说上世纪30年代，曾今可为了出名，为自己的诗集《两颗星》写序自吹自擂，署崔万秋大名发表，被崔识破，一下子揭穿了曾今可的西洋镜。鲁迅讽刺道：“倘是戏子，自己就得先买许多留声机，自己把好叫进去，待到上台时，一面一齐开起来。”左思也该被鲁迅讽刺一下。只是，鲁迅再怎么讽刺，也难掩左思文名；其二，原作不怎么样，比如秘演和尚的诗。欧阳修在《释秘演诗集序》中说，自己年轻时在京城遍交贤者豪杰，结识石曼卿，交往过密，遂成挚友。欧阳修认为国家太平，那些无处发挥才能的智谋雄伟不寻常之人，往往蛰伏不出，隐居山林，老死其间而不被世人发现。石曼卿就是这样一个人。石曼卿是当时著名的文章高手，诗人和书法家，著有《石曼卿诗集》。他容貌伟岸,诗歌风格奇丽峻峭,书法刚劲有力,有颜真卿和柳宗元的风格,世人珍之。欧阳修与石曼卿感谢真挚，石曼卿48岁英年早逝，欧阳修作《哭曼卿》和《石曼卿墓表》，26年后，又作《祭石曼卿文》。秘演和尚是石曼卿的好朋友。欧阳修写道：“浮屠秘演者，与曼卿交最久，亦能遗外世俗，以气节相高。二人欢然无所间。曼卿隐于酒，秘演隐于浮屠，皆奇男子也。”秘演和尚的诗“皆可喜者。”乃“于其将行，为叙其诗，因道其盛时以悲其衰。”欧公于此表达了浓重的盛衰之感。其三，原作平平，就拿叶紫的《丰收》作例子吧。即使鲁迅为之作序，我也不认为收入6个短篇，即“丰收”、“火”、“电网外”、“夜哨线”、“杨七公公过年、“乡导”的短篇小说集《丰收》有多好。据说“小说内容即是叶紫20余年生活经历的反映”，它“深刻地写出了破产中的农村面貌来尽了文学的战斗任务”。
　　
　　请人作序，大抵要请名人，至少名望要高于自己。进入新世纪，序忽然变得无比微妙起来。理析不外有三：一是两相情悦。作者钦敬序者，以自己的微薄心血求诸序者指点提携。序者喜爱作者，愿意向读者、知识界介绍作者其人其文；二是烧火棍子一头热。或者认识名人，或者不认识名人，辗转相托，请为序言。这本没有什么。设若文章真好，序者真正赏识，就应了第一种情况。但是应景妄为，就坏了风光。更有那现代曾今可者，自己写了序，或假托名人名姓，或请名人审阅签名，一样等而下之；如果说前两种还是建立在文章有可取之处的话，这三嘛，就是那些粗制滥造甚或抄袭剽窃之作了。这些狗屁文章，拉大旗作虎皮，狐假虎威，了无观处。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关键还是“打铁先得自身硬！”啊。在出书不再神秘的今天，无论作者序者，小了从个人名节看，大了从对社会对后人的影响看，都应该自重。切不可为蝇头微利，坐下不齿骂名。还是那句话：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书不在“序”，精品才行。“行者，行世之谓也。”